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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专访: 十九大后关键任务是强化政策执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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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9-27 21:37:1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郑永年专访: 十九大后关键任务是强化政策执行


面向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受访时说,过去五年里,本届中共领导人完成了权力重构与政策重构,十九大后的关键任务将是强化执行,最大的风险是权力“分不下去”。

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会(今年是第十九次)即将在下个月18日召开。按照中共的制度设计,党代会的主要功能包括总结本届领导班子的工作、提出未来五年或更长期的发展目标,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等。在党代会隔天,中共顶层权力机构——政治局委员及其常委会也将产生。

这是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党代会,按惯例他将连任,进入第二个任期。换言之,十九大不会涉及最高权力交接,犹如中期选举,也是总结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工作与展望未来的最佳窗口。

针对“习时代”的特征,外界普遍印象为反腐、集权,意识形态领域收紧。对此,郑永年在接受《联合早报》专访时,提出从三个方面对中共这五年的政治发展,进行较学术、较客观地评价,这三个方面是:一、权力重构;二、政策重构,三、政策执行。

他指出,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时,党内面对着老人干政、寡头政治盛行、军队干预政治,以及腐败,这四方面的权力危机。

郑永年分析,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最大任务,都是维系该党的生存与发展,对于对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来说,权力重构就更为重要。

他说:“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权力主体。习近平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巩固共产党这个权力主体,否则你什么都解释不清楚了。如果你认为改革就是要民主化、就是要把共产党这个权力主体弄倒,那就什么都不用去评价了。”

郑永年说,习近平亲身经历了十八大以前与十八大召开时的情况,对于中共权力危机所造成的问题十分清楚。老人干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,前任胡温在位十年,基本上还不像最终决策者。同时,周永康、令计划、郭伯雄等人形成了跨域部委、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殊利益集团,即政治学上所称的“政治寡头”,寡头政治又导致了军队干预政治的结果,而最后一个威胁中共权力的问题,就是腐败。

对此,郑永年提醒,反寡头与从反腐败运动应该区分看待,政治寡头是最严重的腐败,因而反寡头也是反腐败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,但并非所有的腐败都是寡头。

他认为,习近平接班以后,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权力重构的问题,在这点上做得“蛮成功的”。“从权力重构来说,他(习近平)把老人政治边缘化,花了很大的劲;通过反腐败运动把大的寡头都拉下来,然后是军队改革,重新树立党指挥枪,党牢牢地控制枪,以及反腐败。”

至于政策重构,即中国语境下的“顶层设计”,郑永年也认为“蛮成功的”。一方面,本届领导层让中国经济平稳下行,实现中高速增长,避免了经济动荡,这方面应该肯定;其次,2013年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:市场起决定性作用,政府起更好作用;2014年四中全会决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,这两项改革设计也非常受到欢迎。

然而,很多问题出在第三个层面、即执行的方面。他说,2015年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经济与社会规划(十三五)等于行动方案,该方案的其中一个进步意义是提出了精准扶贫,而扶贫工作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,但毕竟一直在进行。

郑永年说:“三中、四中全会的目标,也做了一点,不是没有做,比如依法治国,现在十九大后是不是要成立国家监察委?对一些旧制度的改革、包括法院的改革也是在做,只不过大家感觉不到,进步不够快。”

高层做了决策、制定了顶层设计,但政策执行度不足,这又与十八大以来权力重构的大力推进有关。“你几个方面一起来,大规模反腐败会影响政策执行,集权也会影响政策执行,这也是自然的,也是会有影响。”

沿着这个思路框架分析,十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,一是将个人的权威更快地转换成制度权威,即权威重构;其次就是将已确定的顶层设计执行下去,“不要老是放在纸面上”。

决策、执行、监察权 中国自古的“三权分立”

郑永年解释,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、司法、执法三权分立,中国政治的三权是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察权,几千年来一贯如此。从十八大至今,决策权足够了,监察权也在累积,但执行权这一块需要强化,需要形成有效的执行团队。

因此,十九大后需要做到“放权”。郑永年说:“一是要有新的工作团队,十九大后肯定要的嘛,第二个要把权力放给他们。”而习近平第二个任期最大的风险,正是权力“分不下去”。

郑永年直言:“权力有一个自我扩张的逻辑,一直往集权的方向发展,分权不下去。这个方面风险很大。”

他说,监察权的作用是针对执行、监督执行;而决策这一层又不赋予执行层权力,那执行团队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,犹如手脚被捆住。当前,中国的执行权已经蛮弱了,如果十九大以后决策权、监察权继续强化下去,执行权将更为弱化了。这个问题归根究底,也是决策、执行、监察三权怎么平衡的问题。

“以党领政,我觉得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会走下去的,但不能是以党代政,对于执行权,你要支持,不是代替它。今年(中纪委书记)王岐山说到党政分开不可以,党政分工可以,那要分工啊,你不能不给他工作做。”

除了顶层的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察权如何平衡的问题,在中间层面,郑永年指出,十九大后面对的风险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处理?这同样是个分权的问题,即中央能不能把权力分给地方政府?当前地方政府出现债务等各种困难,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,既发挥地方动力,又防止失控?

此外,国家与社会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力量也要平衡。郑永年指出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一直是依靠地方政府、国企、民企和外资“四条腿走路”。如今地方政府和国企被捆住了,民企也因为各种原因不作为,外资又撤离。再者,中共十八大前,中国的民间社会、像广东的社会组织很活跃,现在被压下去了。原来是各领域在发展,变成了主要是中央这条腿在“走”。

郑永年警告,这反映的是结构性的失衡,有可能导致习近平一再强调要避免的“颠覆性错误”。

他说:“最大的错误不是一个小错误,所谓颠覆性的错误,就是结构性地犯错误,那就会导致危机了。其他的现象,民营企业、资金外逃都是失衡的结果。因为没空间了得跑掉嘛,有空间他哪里会跑掉呢?”

某些意识形态“回归” 更多只是当工具用

在评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时,一个外界频频质疑的问题是中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似乎在“走回头路”;同时民间言论空间明显受到挤压,自由度大不如前。

对此,郑永年坦言,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,在某些方面似乎在“回归”。不过,十八大以来中共恢复的一些传统做法,究竟只是被当做一种工具,还是体现了最高层所要标榜的价值?郑永年认为“这个时候还难说”“也许两者都有一点。”

例如,规定“国企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党委”,这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回归,还是将党委的作用正式化?郑永年说:“如果你相信党不应该存在在企业里,你可能说这是倒退,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党本来就在那里,从来没有离开过,以前躲在背后,不清不楚的,现在把它提出来,分配它一个明确的角色,那我是觉得,你也是可以说,这是一种变化。”

李光耀模式最适合中国

郑永年不讳言,这种改变的背后当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因素,但他认为,中共采取的一些做法还是作为工具的意义多一些。

不久前,郑永年在《联合早报》撰文指出,十九大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,可能是普京模式、蒋经国模式、李光耀模式,这三者之一。

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,三者之中,他个人希望中国采取李光耀模式,并相信这依然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,李光耀模式的特点是开放的一党制,以内部多元主义来吸纳民主化的压力,并且将个人的权力转换为制度的权力。

反之,如果中国走普京模式,也可能导致台湾模式。郑永年解释说,普京模式是个人集权,制度权力很弱,这个结果“很危险”。因为中国民主化的基础已经存在,利益分化、中产阶层正在形成,“你这个时期集权可以,但以后呢?可能绷不住就会走向台湾模式。”

蒋经国模式是从威权走向多党制、政治多元,但看看台湾目前的形势,郑永年认为,是否要采取蒋经国模式,还需要重新思考。

在郑永年看,习近平“还是希望像李光耀模式”,中国明年要设立国家监察委、军队改革走的也都是制度化的模式。“如果是想像普京那样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,那就完全是个人化的集权,那是不一样的。”

“新加坡是制度比较集权,不是个人比较集权;要集权,如果没有李光耀这样先从个人集权转换到制度集权,还是做不成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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